尤金·史密斯 W.Eugene Smith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常觉得我想做个象牙塔里的艺术家,不过我忍不住要找人说话,因此我必须放弃那座象牙塔,也为此我当了记者——一个摄影记者。但是我永远挣扎于新闻记者记录事实和艺术家经常不苟同的两种态度之间。我主要关心的是诚实,最重要的是,对自己要诚实。

尤金·史密斯被认为是当代新闻摄影的大师。他创作了战争史上最震撼人心的照片。史密斯的照片中对社会不公平的写照深深地影响了美国民众。他在日本拍摄的关于汞中毒的骇人听闻后果的照片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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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 煤镇 三代矿工 1950

威廉·尤金·史密斯于1918年12月30日出生在堪萨斯州的惠科塔(Wichita,Kansas)。1924年至1935年间在当地的天主教小学和中学学习。1933年至1935年间史密斯开始了他最初的摄影创作。惠科塔的摄影记者弗兰克·诺尔(Frank Noel)鼓励史密斯向当地报纸投稿摄影作品。

报纸对史密斯的父亲自杀的报道与当时发生的事情大相径庭。这使得史密斯质疑美国新闻业的规范。史密斯誓言要当一名摄影记者,在事业上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决心要在他自己的记者工作中坚持完全的诚实。

1936年至1937年史密斯在印第安纳的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in Indiana)学习摄影课程。毕业之后,他先后在《惠科塔老鹰报》和《惠科塔灯塔报》工作,后来成为纽约《新闻周刊》的摄影助理。他后来因为使用被认为“太小”的2.5英寸双镜头反光相机而被解雇。1938年到1939年,史密斯作为自由摄影师为黑星图片社(Black Star Agency)工作在《生活》、《Collier’s》、《时尚芭莎》以及其他期刊,包括《纽约时报》上发表照片。史密斯使用较小型的照相机,创造了一种新颖的闪光技巧,使得他能够让他在室内拍摄的照片看上去和自然光下或灯光下一样。史密斯接受了在《生活》杂志做助理摄影师的工作,于1939年开始,至1941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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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乡村系列 1951

记录战争的恐怖

史密斯曾三次去过日本。他的第一次访问是在二战期间。1942到1944年间,史密斯是《大众摄影》杂志和一些其他出版机构的太平洋战场战地记者。1944年,他重返《生活》杂志,但这一次是正式的记者和摄影师。伴随着理想和激情,史密斯在初上二战战场时,想要拍摄洋溢着爱国情感的照片。但他被眼前的场景吓坏了,他放弃了辨别交战双方谁是正义的而谁不是的想法,全身心的投入展现他所看到的战争所带来的恐惧和挣扎。

1944年,在西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史密斯在《W·尤金·史密斯:现象和本质,一个美国摄影师的生活和工作(W. Eugene Smith: Shadow and Substance: The Life and Work of an American Photographer)》中说:

“我每次按下快门,都是对人类罪行的诅咒和责难,同时我期望这幅照片能够长久流传,能够在未来的人们的心中引起共鸣,让他们警醒、回忆和思考。”之后,他说道:“我希望我的照片,不是对新闻事件的报道,而是对战争的控诉——对战争野蛮、堕落、残忍地伤害人们的精神和肉体的控诉;我希望我的照片能够成为动人而有力的催化剂,一个思考的催化剂——使这样的罪恶和残暴的愚蠢行径不再发生。”

1944年,史密斯被安排到美国邦克山号航空母舰,拍摄了突袭东京、进攻硫磺岛以及冲绳战斗的场景。他激动人心的摄影作品组成永恒的、动人的影集,这其中包括那张拍摄一个士兵在塞班岛的洞穴里救出一个瘦小、被苍蝇覆盖的奄奄一息的婴儿的照片;那张拍摄一个躺在莱特大教堂里被胡乱的包扎的受伤的士兵的照片;还有那张拍摄硫磺岛海岸,一个正在腐烂的日本兵的尸体。史密斯记录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场的照片被认为位于最严肃和最有力的战争的影像罪证之列。1945年在冲绳海岸的一个小山脊上,史密斯被一片弹壳的碎片击中,弹片划伤了他的左手,他的脸还有他的嘴。在两年的时间里他无法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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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班岛 美军在山上发现了伤者和奄奄一息的婴儿 1944

为摄影叙事树立标准

经过长时间从战争的伤病中恢复,史密斯在1947至1954年间继续为《生活》杂志工作。他受伤后的第一张照片是《A Walk to Paradise Garden》,这是他最著名的照片之一,拍摄的是他的两个孩子穿过一段林间小路,走向一片阳光普照的地方。这张照片被选作1955年在纽约当代艺术馆举办的“人类一家(The Family of Man)”展览的压轴作品。在《生活》杂志工作期间,史密斯发表了很多重要的照片故事集,其中包括1948年的《Trial by Jury》,同样在1948年的《The Country Doctor》,1951年的《Nurse Midwife》,以及1953年的《The Reign of Chemistry》和《Spanish Village》。这些照片为引人回味的照片故事树立了新的标准。它们,用有力、清晰而不失美好的方式展现了诸如同情、荣耀、日常工作、出生和死亡等等人类必然经历的人生过程和情感。他的照片被看作是普遍的象征。史密斯关于助产士默德·卡伦(Maude Callen)故事的照片感动了美国读者的神经,人们纷纷捐款帮助她在南卡罗来纳建立了诊所。摄影师们感到史密斯做出了对摄影记者个人创作的最完美的诠释。1954年,在非洲拍摄的关于麻风病诊所的医生,阿尔伯特·史切维特兹(Dr. Albert Schweitzer)的专题,《“A Man of Mercy”》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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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通往天堂乐园之路 1946

匹兹堡项目

随着越来越因《生活》杂志配给式的工作感到不满,史密斯于1954年底辞去了在那里的工作,1955年成为了玛格南图片社的一员,在随后的三年里,他向《生活》杂志、《体育画报》、《大众摄影》和其他刊物投稿。

图片编辑斯蒂凡·洛伦特(Stefan Lorant)需要一些反应匹兹堡的照片制作画册。而这本画册的收入将被用到一个城市复兴工程。史密斯接受了这项工作,先期预支了史密斯500美元,项目完成时史密斯将一共得到1200美元作为报酬。这项工作本应在两至三周之内完成。然而史密斯却将它做成了一个长达三年的工程,“匹兹堡”照片故事,而且最终基本上没有完成。然而,史密斯在这次任务中发现了扩展照片叙事形式的机会。史密斯搬到了匹兹堡居住,在公寓里设立了一个暗室,雇佣了一个助理还有一个导游。辛勤工作的他,将自己的很多钱投入到了这个项目之中。在1955年的五个月和1957年的几个星期的工作中,史密斯一共拍摄了11000张底片。由于史密斯的时常自暴自弃,固执和一些法律上的问题,这项工作进行的举步维艰。洛伦特的书最终于1964年面世,史密斯的照片有64张入选。

为了挽救史密斯的作品,玛格南与《展望周刊》和《生活》杂志达成了出版的协议。但因为史密斯对杂志社的版面布局和他们布局的出尔反尔感到不满,这项协议最终落空了。他想要把照片组合成拥有丰富的主题,并包含很多隐喻的整体。“匹兹堡”的故事从来都没有以任何类似“史密斯的书”的形式出版发行过。他自己排版的最完整的版本,出现在1959年的《Photography Annual》上,用了37页刊登了88张照片。史密斯认为这个工作很失败,但匹兹堡项目被认为是一个卓越的创举,推动摄影故事向广阔的空间发展。

在拍摄匹兹堡故事期间,史密斯的婚姻结束了,他的健康恶化的很严重,并且官司缠身。他欠了玛格南图片社很多钱,自己则破产了。他将他的家庭置于非常窘迫的境况,尽管他曾两次获得古根海姆奖金。

很快就又有了任务。1956年,史密斯受美国美国建筑师协会的委托,拍摄一些美国当代建筑的彩色照片。史密斯第二次造访日本是1961年的访问日立公司之行。他被邀请在那里待上一年的时间,拍摄公司和雇员。在一篇Masters of Photography网站上的文章中,托尼·海登(Tony Hayden)回忆起曾在1969年8月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见过史密斯。史密斯是在纽约完成对歌手鲍勃·迪伦的拍摄后来到伍德斯托克的。史密斯和海登共度了在那里的第一天下午,边走边拍照。海登回忆说史密斯似乎很喜欢这段平静的时光,感觉就像在家一样。海登写道,“他是那么的投入,感觉就像和照相机融为一体,成为照相机的一部分,融入到他所拍摄的对象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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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系列 炼钢工人 1955

水俣镇的汞污染

1971年,史密斯第三次去到日本,并且和他的妻子爱莲居住在水俣镇的一个小渔村里。尽管他们原本计划之待三个月,最终他们在那里待了三年的时间。史密斯的关于水俣镇汞污染丑闻的照片附在一篇名为《管道里流出的死亡(Death-Flow from a Pipe)》的文章中在《Asahi Camera》杂志、《Camera 35》和《生活》杂志,以及一本叫做《水俣镇》的书中发表。这些照片引起了全世界对水俣病——这个由于一家名叫“Chisso”的公司向大海排放含汞的废水导致的疾病——的关注。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是拍摄被母亲搂着在浴缸里的上村相原(Kamimura Tomoko)。1956年出生的上村相原,从出生时就与汞中毒做着艰难的斗争。汞在胎儿时期就已渗入她的血液,让她失去视力、听力,也失去了行走的能力。史密斯听说每天下午她的母亲都会为他洗澡,便询问她的母亲是否能够拍摄这个场景。史密斯仔细的检查从一个昏暗的窗户射进来的光线,认为下午三点是最佳的时候,这张著名的场景定格在1971年12月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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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水俣系列 母亲为智子洗浴 1971

史密斯和他的妻子在1972年1月汞污染受害者和智索公司雇员之间的冲突中受到攻击,并受了伤。受害者们被武力驱逐出智索公司的大门。史密斯不得不回到美国恢复他的伤势。肯·科布勒(Ken Kobre)在一篇发表在Masters Exhibition网站上的文章中描写到:“史密斯为了报道这个故事几乎失去了视力,他和他的妻子,带着照相机和录音机,跟随者一些病人,去记录这些病人期望中的和公司官方交涉的会议。公司的官员却没有出现。‘但是’,史密斯说,‘突然间,大约100人,接到公司的指令,冲进我们所在的房间。他们一开始打的是我。他们抓住我,踢我的档部,还抢了我的相机,然后打我的胃。他们将我拖出去,把我举起来,让我的头撞向混凝土。’史密斯活了下来,但有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了。”

这是史密斯最后的重要专题,其中包含一些他最动人的照片。史密斯说:

“摄影充其量也只是个很小的声音,但有的时候,仅仅是有的时候,一组,或者哪怕只是一张照片却能够让我们感知世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有些时候对有些人来说,照片能够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以至引发人们的思考。我们之中的一些人——或许是很多人——会去探求原因,会去寻找怎样能够纠正错误,以至于会去寻找治疗疾病的方法。其余的人,或许可能会感觉到更为强烈的对生活在我们世界之外的人们的理解和同情。我相信摄影只是个很小的声音。但如果它是精心制作的,有的时候会起很大的作用。”

史密斯1978年10月15日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Tucson, Arizona)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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