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卡蒂埃-布勒松 Henri Cartier-Bresson

(摄影就是)在一瞬间凝固一个事件的意义以及给与这个事件合适表达的组织形式……在摄影中,最微小的事物都可以是一个伟大的主题。微小的人类的细节可以变成一个重要的主题。

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是法国著名的摄影家,年少时学习绘画,1930年开始摄影创作,1931年广泛游历各地,作品也开始在报纸、杂志、书籍上陆续发表。偏爱黑白摄影,喜爱莱卡135旁轴相机与50mm标准镜头,反对裁剪照片与使用闪光灯,认为不应干涉现场光线,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家之一及现代新闻摄影的创立人。他同时也是知名的玛格南图片社创办者。他的”决定性瞬间”摄影理论影响了无数后继的摄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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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巴黎 欧洲广场 圣拉萨尔车站 1932

童年

卡蒂埃-布勒松出生在临近法国巴黎近郊的Chanteloup-en-Brie ,是家中五个孩子的老大。他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纺织厂主,他的“卡蒂埃-布勒松棉线”是法国主要的纺织标准材料。他业余时间会画一些素描。他母亲的家庭,是诺曼底的地主兼棉花商人,他童年的一些时光是在那里度过的。卡蒂埃-布勒松一家住在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聚居区,不远处是欧洲桥(Europe Bridge)。父母还提供给卡蒂埃-布勒松以经济支持,使他相对于同时代的一些人相比,以一种更加独立的方式发展对摄影的兴趣。

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卡蒂埃-布勒松就拥有了一部勃朗尼方盒式相机,用来抓拍节日的瞬间;之后他开始尝试3*4英寸的大型相机。他生长的环境有很多法国中产阶级的传统,例如要求称呼他的父母为“您(vous)”而不是不够礼貌的“你(tu)”。他的父亲曾希望他的儿子能够继承家业,但亨利却很固执,并且对他父亲的安排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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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布鲁塞尔 1932

早年生涯

卡蒂埃-布勒松在巴黎的一所天主教学校学习。他富有天赋的画家叔叔路易斯(Louis)向卡蒂埃-布勒松介绍了油画。“从五岁那年,1913年圣诞假期,我‘精神之父’——我的叔叔引领我进入他的工作室,绘画成了我终生的爱好。在那里,周围都环绕着绘画的气息,我对绘画上了瘾。”路易斯叔叔的绘画课不得不很快就结束了,因为他不幸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1927年,19岁的卡蒂埃-布勒松进入一所私人艺术学校,并加入巴黎立体派和雕塑家安德烈·洛特(André Lhote)的工作室–洛特学会。洛特的目标是统一立体派,并使其接近古典的艺术形式,另外使法国古典正统如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和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与现代派连接起来。卡蒂埃-布列松此时还跟随社会肖像画家Jacques émile Blanche学习绘画。在这期间,他读了很多的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叔本华、兰波、尼采、马拉梅、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黑格尔、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著作。洛特带他的学生们到卢浮宫学习古典艺术。卡蒂埃-布勒松将对现代艺术的兴趣与对文艺复兴时期——杨·范·艾克(Jan van Eyck)、保罗.乌切洛(Paolo Uccello)、马萨乔(Masaccio))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iero della Francesca)—的杰作的尊敬与敬仰相统一。卡蒂埃-布勒松经常将洛特看作他“没有相机的摄影老师”。

尽管卡蒂埃-布勒松渐渐开始对洛特“充满规则”的艺术途径感到不适,但在这期间他所获得的缜密的理论训练使他日后受益匪浅,帮助他勇敢的面对、处理了很多艺术形式和摄影创作中遇到的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写实主义的摄影学校在欧洲如春天的花朵一样在欧洲流行开来,但每一所学校都对“摄影应当是什么样子”有着不同的理解。摄影界的革命开始了。“打倒传统!把东西拍得和真的一样!”这个1924年形成的超现实主义运动是这次革命的催化剂。卡蒂埃-布勒松此时仍在洛特的工作室里学习,却也开始在塞拉诺咖啡馆和超现实主义者们接触了。他遇到了很多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并且很快,就因为超现实主义运动使创作灵感和作品形成过程能够紧密联系,布勒松被深深地感染了。彼得·盖洛斯(Peter Galassi)这样解释:

超现实主义者们在探索摄影的发展的时候和阿拉贡及布列东(在文学上)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亲近街道:贪婪的关注着正常的和不正常的社会现实。超现实主义者们认识到简单的摄影事实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品质,这是之前现实主义摄影理论所不承认的。他们看到平常的照片,特别是当放弃了它们的实用价值后,包含一种非意旨的,不可预测的意义。

卡蒂埃-布勒松在这场文化和政治运动的风暴中成长为成熟的艺术家。他了解他们的观念和理论,但找不到自己应当用怎样的方式在绘画中表达自己的创造力。他在自己的创作探索中感到非常沮丧,之后毁掉了大部分他的早年作品。

1928年到1929年,他进入了剑桥大学学习英国艺术和文学,并掌握了英文。1930年,他在临近巴黎的Le Bourget的军事基地接受了他的第一份指派工作。他回忆说:“那真的是一段艰难的时光,因为我整天都要用胳膊夹着Joyce,背着勒贝尔步枪。”

1931年,刚刚读完康拉德(Conrad)的《Heart of Darkness》、离开军队的卡蒂埃-布勒松到法国的殖民地科特迪瓦(时称象牙海岸)去寻求探险。他写道:“我离开了洛特的工作室,是因为我不想进入那个系统化的精神。我想做我自己。描绘并改变这个世界上每一件进入我的人生的事情。”他以拍摄比赛并将照片卖给当地的村民而生:通过打猎,他学会了一些技巧,这些技巧在之后他摄影过程中的到了应用。在科特迪瓦,卡蒂埃-布勒松几乎死于黑水热(Blackwater Fever)。在持续发烧的时候他给他的祖父写了一封信,交代了葬礼的事情,要求将他葬在诺曼底,埃威森林的边缘,并在葬礼上演奏德彪西的弦乐。他的一个叔叔回信说,“你的祖父发现这一切太贵了,你最好还是先回来”。虽然卡蒂埃-布勒松在科特迪瓦随身带了一个轻便的照相机(比勃朗尼方盒式相机还小),但由于湿热的环境,只有7张照片幸存下来。

1931年,布勒松在法国的马赛恢复了健康,并且在这里,他加强了与超现实主义者们的联系。他受到了一张匈牙利摄影师马丁·曼卡奇(Martin Munkacsi)摄于1931年的一张照片——拍摄了三名赤裸的非洲男孩,近乎剪影,冲进坦噶尼喀湖湖面的场景——的启发。这幅名为《坦噶尼喀湖的三个男孩》的照片,是对自由、优美、自然的运动的捕捉,让孩子们的快乐跃然纸上。 卡蒂埃-布勒松说:

唯一一个让我完全地惊奇、使我进入摄影的世界的就是曼卡奇的照片。当我看到曼卡奇的照片中孩子们的黑影冲进波涛时,我都不相信这样的场景能够被照相机捕捉到。我说了一句“该死的”,然后就拿起相机冲到街上去了。

这张照片鼓励他停止绘画,而开始认真地进行摄影。他解释说:“我突然明白了一张照片可以在一个瞬间融进无限的内容。”在马赛他买了一架配有50mm镜头的徕卡(Leica)相机,这台相机陪伴了他很多年。它将这架相机形容为“他眼睛的延伸”。这架轻便相机带给他的隐蔽性使他能够在人群中或狭小的空间里在拍摄对象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拍摄到他们的各种行为。徕卡成就了摄影新的可能性——能够真实的体现世界本来的面目和它变化的过程。卡蒂埃-布勒松说:“我整天都在街上寻找拍摄对象,时刻准备着冲出去,捕捉生活的瞬间。”他不知疲倦的在柏林、布鲁塞尔、华沙、布拉格、布达佩斯和马德里拍照。他的照片1932年在纽约的朱林·莱维画廊(Julien Levy Gallery)举行了第一次展览,紧接着在马德里的安德雷尔俱乐部再次展览。1934年在墨西哥,和曼努埃尔·阿尔瓦雷兹·布拉沃(Manuel Alvarez Bravo)合作展出。在开始,他并没有在家乡法国进行展出,因为那时候摄影在法国还没有流行开来。

1934年,布勒松遇到了一位年轻的波兰才子,名叫大卫·史慈民(David Szymin),因为这个音不好发,大家叫他“基姆(Chim)”。不久以后,他把名字改成了大卫·西摩(David Seymour)。他们两个在文化理解上有很多的共同点。通过基姆,卡蒂埃-布勒松认识了匈牙利摄影师安德烈·弗里德曼(Endré Friedmann),不久之后改名为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他们三个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共用一个工作室。卡帕指教卡蒂埃-布勒松说:“别到哪儿都贴着超现实主义摄影师的标签,去做一个记者,如果你不想疯掉的话。把超现实主义藏在心里就行了,别拿出来折磨人。干点实际的事情吧,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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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海勒斯 1932

中年时代

1935年卡蒂埃-布勒松接受到朱林·莱维画廊展览的邀请,到达美国。他与同样是摄影师的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及曼努埃尔·阿尔瓦雷兹·布拉沃一起在那里展览。《时尚芭莎》杂志的卡美·斯诺(Carmel Snow)交给他一个拍摄时尚照片的任务,但他的进展十分缓慢,因为他不知道如何指导模特或与模特交流。尽管如此,斯诺还是第一个在杂志上刊登卡蒂埃-布勒松照片的美国编辑。在纽约的时候,他遇到了保罗·斯特兰德(Paul Strand),他当时正在为《开垦平原的犁(The Plow That Broke the Plains)》这一反应大萧条时代的纪录片作摄影。回到法国以后,布勒松答应了法国著名的电影导演让·雷诺阿(Jean Renoir)的邀请,在雷诺阿1936年的电影《乡村一日》(artie de campagne)1939年的电影《游戏规则》(a Règle du jeu)分别饰演角色。在《游戏规则》中他既扮演男管家又是雷诺阿的第二助理。雷诺阿让他饰演角色,因此,他了解了站在镜头的另一端是什么样的感觉。布勒松同样帮助雷诺阿制作了一部反映共产党在200个家庭(包括他自己的)活动的影片。西班牙内战期间,布勒松同赫伯特·克莱因(Herbert Kline)共同拍摄了一部反法西斯的影片,宣传共和国的医疗机构。

卡蒂埃-布勒松的第一份作为摄影记者的照片:拍摄英皇乔治六世的加冕礼,于1937年在法国的《关注》周刊上发表。他没有拍摄一张新国王的照片,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伦敦街道上向新的君主表示尊敬的列队。他的照片拍摄者标明的是“卡蒂埃”,因为他不喜欢使用全姓。

1937年,卡蒂埃-布勒松同一名爪哇舞蹈家莱特娜·莫希妮(Ratna Mohini)结婚。他们共同生活在丹尼埃勒·卡萨诺瓦路19号四层的一个职工公寓里,那里有一个大的工作室和一个小的卧室、厨房和卫生间,布勒松就在那里冲洗照片。1937年至1939年,他为法国的共产党晚报《今晚(Ce Soir)》拍摄照片。同罗伯特·卡帕和大卫·西摩一样,卡蒂埃-布勒松是一个左倾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加入共产党。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加入了法国军队的影像团队(Film and Photo unit),军衔下士。1940年法国战役期间在孚日山脉(Vosges mountains)的圣迭山(St. Dié),他被德国士兵抓住,之后在战俘集中营在纳粹的强迫下做了35个月的苦力。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被迫做“32种不同的苦力劳动”。他“尽可能做的又慢又差”。卡蒂埃-布勒松的前两次越狱都失败了,并且被施以单独禁闭的惩罚。第三次越狱,他终于成功了,隐藏在图尔地区的一个农场里,直到他得到一张仿造的证件,使他在法国能够自由穿行。在法国期间,他为地下党工作,援助其他逃出的人们,和其他摄影师一起秘密的拍摄法国的占领和复兴的过程。1943年,他挖出了深爱的被他埋在孚日山脉不远的农田里的徕卡相机。在休战期间,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邀请他拍摄一部题为《归来》的纪录片,反映回到法国的战俘和难民。

就在战争要结束的时候,卡蒂埃-布勒松已死的谣言到达美国。但他关于战争难民回归的电影(1947年在美国上映)成为了在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简称MOMA)对他的作品的一次回顾,而非MOMA原本所准备的,作为他本人的一次回顾展。1947年,这次展览的同时他的第一本书《The Photographs of Henri Cartier-Bresson》也在美国面世。林肯·柯尔斯坦(Lincoln Kirstein)和贝蒙·纽霍尔(Beaumont Newhall)为这本书写了正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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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塞纳河畔的星期日 1938

组建玛格南图片社

1947年春天,卡蒂埃-布勒松,同罗伯特·卡帕,大卫·西摩、威廉·“比尔”·范迪维特(William “Bill” Vandivert),以及乔治·罗杰(George Rodger)一起组建了玛格南图片社。卡帕是总的策划者。玛格南是一个由它的摄影师拥有的合作性的图片社。团队向摄影师们分派了任务:在拍摄完二战时候退出《生活》杂志的罗杰,去拍摄非洲和中东;能说大部分欧洲语言的基姆,去欧洲工作;卡蒂埃-布勒松去印度和中国;同样离开《生活》杂志的范迪维特,在美洲拍摄。而卡帕,任务分配到哪里,他就去哪里。玛利亚·艾斯纳(Maria Eisner)运营巴黎的办公室,丽塔·范迪维特(Rita Vandivert),范迪维特的妻子,负责纽约办事处的工作,并成为玛格南的第一位主席。

玛格南的任务是感受“时代的脉搏”,他们的拍摄对象最初是“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全世界的青年”,“全世界的妇女”,“下一代”。玛格南旨在通过照片来为人性服务,并推广有吸引力的,视野开阔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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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4月 1945

“决定性瞬间”

1948年甘地的葬礼和1949年中国内战最后阶段的报道使卡蒂埃-布勒松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他报道了国民党执政的最后六个月和共和国的最初六个月的状况。就在北京即将和平解放的时候,他拍摄了北京最后一个仍在人世的太监。这之后他去了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那里他报道了那里的人民从荷兰人手中争取独立的斗争。

1952年卡蒂埃-布勒松出版了他的书《Images à la sauvette》,英文版名为《The Decisive Moment》,也就是《决定性瞬间》。这本书包括一份包含126张照片的精选集,书的封面由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绘制。在4500个字的前言中,卡蒂埃-布勒松采用了17世纪的卡蒂纳尔·德·雷茨(Cardinal de Retz)的名言“世界上没有什么没有它的决定性瞬间(法语:Il n’y a rien dans ce monde qui n’ait un moment decisif;英语:There is nothing in this world that does not have a decisive moment)”。布勒松将这个理念应用到他的摄影风格。他说:“对我来说,摄影是在一瞬间,同时捕捉到被摄事件的意义以及给与事件本身合理表达的准确的形式构成。”

英语和法语的书名都得自于出版商。Tériade,这位卡蒂埃-布勒松崇拜的法裔希腊出版商,为这本书题写了法语书名,《Images à la Sauvette》,可以粗略的翻译为“运动的影像(images on the run)”或“攫取的图像(stolen images)”。Simon & Schuster出版社的迪克·西蒙(Dick Simon)为这本书命名了英文书名《Decisive Moment》。玛格南巴黎办事处的马加德·肖尔(Margot Shore)主管将卡蒂埃-布勒松的引言翻译成了英文。

“摄影和绘画不一样,”卡蒂埃-布勒松1957年对华盛顿邮报这样说,“在你拍摄一幅画面的一瞬间你有一个创作的过程。你的眼睛必须看到构图或生活本身提供给你的表达,你必须透过直觉来决定什么时候按动快门——那就是摄影师进行创作的瞬间。‘啪!’就是这个瞬间,一旦错过,可能永远也不会再现。”

卡蒂埃-布勒松1955年在巴黎卢浮宫的百里叶宫(Pavillon de Marsan)举办了个人在法国的第一个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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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北京 国民党的最后一天 1948

晚年

卡蒂埃-布勒松的摄影生涯使他到达了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中国、墨西哥、美国、印度、日本、苏联以及很多别的国家。他曾经是二战之后第一个“自由地”在苏联拍摄的西方摄影师。1968年,他开始将他的精力重新从摄影放回到绘画。1966年,他退出了玛格南的负责人行列(玛格南继续负责为他保管照片),专注于人像摄影和风景摄影。1967年,他同他的第一任夫人莱特娜·莫希妮离婚。随后1970年他与摄影师,小他30岁的马丁·弗兰克(Martine Franck)结婚。1972年5月,他们生了一个女儿梅拉尼(Mélanie)。

卡蒂埃-布勒松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渐渐远离摄影,到了1975年,除非是个人的原因,不再拍摄任何照片。他说他把他的相机安全的放在家里,很少拿出来使用。相反,他重新开始绘画。经过一生时间通过摄影来体现他的艺术理念,他说:“最近这些日子我所关心的全是绘画——摄影从来只是绘画的一种方法,一种速写而已。”1975年,他在纽约的卡尔顿画廊(Carlton Gallery)举办了他的第一个绘画展。

2002年,卡蒂埃-布勒松和他的妻子、女儿一起成立了“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基金会(Henri Cartier-Bresson Foundation)”,用于保护和分享他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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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 火车上 1975

去世和遗产

2004年,95岁高龄的卡蒂埃-布勒松去世于法国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的Céreste。死因不明。他的遗体埋在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的蒙裕斯坦公墓(Cimetière de Montjustin)。留下妻子马丁·弗兰克和女儿梅拉尼。

卡蒂埃-布勒松在《生活》杂志和其他杂志社工作了超过30年。没有界限的旅行,记录了20世纪很多重大的变革——西班牙内战,1945年巴黎的光复,1968年巴黎的学生暴动,中国国民党的失败,共产党的胜利,刺杀圣雄甘地,柏林墙,埃及的沙漠。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拍摄过萨特、毕加索、科莱特、马蒂斯、庞德和贾科梅蒂。

卡蒂埃-布勒松是一个不愿被人拍照的摄影师,将自己的个人隐私放到最高的位置上。拍摄他的照片虽然有,但是数量极为有限。当他1975年获得牛津大学的一个名誉头衔的时候,他将一张纸挡在脸前,防止被拍到。

卡蒂埃-布勒松相信,外表之下如何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与他人无关。他回忆起曾向一个巴黎的出租车司机吐露过内心最深处的秘密,当然他再也不会见到那个司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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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

卡蒂埃-布勒松只使用配有50mm标准镜头的徕卡旁轴相机,偶尔会用广角镜头拍摄风景。他经常用黑色的胶带将相机包裹起来,这样就能使相机不那么显眼。在快速黑白胶片和大光圈镜头的帮助下,他得以几乎以动物猎食一样拍摄到事件的瞬间。不在受制于巨大的4*5大型相机或二又四分之一英寸的双镜头反光相机,小型相机给与他称作“丝绒般的手和鹰一般的眼睛”。他拍照从不使用闪光灯,他将闪光灯说成“不礼貌的……就像拿着一支手枪走进音乐会场”。他相信照片形成于照相机而不是暗房,而几乎所有他的照片都是全幅放大并且从不使用任何暗房处理则印证了他的信念。的确,他强调应在照片的周围保留放大时产生的黑边,尽管这被其他摄影师所否定。

卡蒂埃-布勒松除了少数几张彩色照片的尝试,只拍摄黑白照片。他从不自己冲印自己的照片。他说:“我从不对照片的处理感兴趣,从不,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对我而言,用一部像徕卡这样的小相机摄影就是一次速写。”

卡蒂埃-布勒松被认为在艺术家的世界中是最随和的人之一。他不喜欢宣扬,从二战躲藏纳粹的日子开始他就显示出极其的害羞。尽管他拍摄了很多著名的肖像照,他自己的肖像却很少被世界所知。他否认他的照片被划归“艺术”,因为他认为那不过是他对正在发生的事做出及时的本能反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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