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koh Hosoe」

“重要的是用自己的方式来拍摄,抛弃一切既成观念,即使不是摄影也不在乎。”
– 细江英公 Eikoh Hosoe (1933 – )

官方网站:http://www.eikoh-hosoe.jp

细江英公是一名佛教祭师的儿子,出生在日本山行县,不久就被带去东京。纵观他的作品,似乎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觉,并且以其系列形成独特的风格,增加了画面的神秘色彩;他的和人体相关的画册《男人与女人》(1961年)及其续集《拥抱》(1971年)等,以梦幻的魅力赢得一代人的喝彩。

27岁就以《男人和女人》系列出名的细江英公,一直以实验性的方式表现灵与肉的冲突,并且以东方人独有的悟性,超越了一般的世俗生活的羁绊,完成了对人类精神领域的巨大跨越过程。这样一个精神领域空间的探索,是很难诉诸于真实的图像,因此作品所构成的超现实主义梦幻色彩,也是很自然的事。

真正让他享誉日本的是《蔷薇刑》,一组和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合作的作品。《蔷薇刑》是日本出版商“讲谈社”指派的一项拍摄任务,开始于1961年9月的某天。当时他被指定去拍三岛由纪夫给“讲谈社”出版的他的第一本评论集做封套和卷首插图——编辑电话告知是三岛由纪夫特别指定他去拍摄的,让他受宠若惊。接下来他先是给三岛由纪夫拍了一些肖像照片,随后在复杂的、精心安排的摄影布景中逐渐发挥,通过三岛由纪夫的身体与肉欲去探讨一个生与死的主题。这些照片以《Killed by Roses》为名在1963年首次发表,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到了1971年,一位新的图书编辑将它改名为《蔷薇刑》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就在这以前的1970年11月25日,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也使这部作品一举成名。

其实正如摄影家所说:“如何用摄影表现自己的记忆,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摄影无法拍摄过去。但是它可以拍摄事物在时间中的变化,这种事物中存在的变化可以引起一种回忆,……再现一种历史氛围。”这样一种现在的历史氛围,在摄影家的镜头中变幻不定,也因此引起了观众难以诉说的迷惘。当然,作为一个生活在东方的摄影家,他作品中超现实主义的神秘感,还是显得相当含蓄的,但是其中有一种无形的张力,给所有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面是细江英公就拍摄《蔷薇刑》后的一段自述,也许对摄影家的创作会有更好的了解: 

《蔷薇刑》是作为日本出版商讲谈社指定的一项拍摄任务,开始于1961年9月的某天。我被指定去拍三岛由纪夫为讲谈社将要出版他的第一本评论集做封套和卷首插图。我好奇的是,为什么指派我去完成这么重要的任务,编辑电话告知是三岛由纪夫特别指定我去拍摄……

《蔷薇刑》当中的一些作品1962年1月在修女秀组织(the group show Nun)首次展出,此前收录在东京的松山百货公司(the Matsuya Department Store)。在展览开始之前我请三岛给取个标题,第二天他就发来信函,有8个可选标题,其中就有“蔷薇刑”。

我一眼看中了“蔷薇刑”这个名字。从形式和读音上来看,每一个字的中文含义非常漂亮而且充分表达了内容。Bara意为蔷薇 kei则意为处罚。照字面去理解是“蔷薇的处罚”。经和三岛由纪夫的商议之后,这些作品在1963年1月首次成册出版,英文名定为Killed by Roses。

我试图通过拍摄三岛由纪夫的身体与肉去探讨一个生与死的主题,但这个想法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那么具体。然而,如同三岛由纪夫在他书中的序文所写的那样,主题里最重要的元素是在书中最后的几个章节中呈现出来的。事实上在拍摄过程中我的想法开始一点一点的形成,在拍摄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的概念已经清晰的建立起来。整个拍摄过程和概念成形的过程从1961年秋持续到1962年春。当一切具体明确的时候我知道这如同一个婴儿的诞生。我真的想拍三岛由纪夫年幼的儿子,但是知道不可能得到他的允许。然而,他确实允许我带来一个不知名的孩子到他的房间,作为模特配合我的拍摄。

尽管《蔷薇刑》是关于生与死的纪实,书中提及的对于死的看法直到1970年秋之前都是禁忌。在1970年夏末的时候,我们调整了照片的顺序和布局作为第二版出版。三岛为每个章节挑选标题,并给最后一章节取名为死亡,然后征求我的意见。我马上接受了这些建议,理解所有的这一切也知道最后一个章节的本质是病态。就在这个决定后不久,1970年11月25日,他在一宫的高地切腹自杀了。

就在那天出版被取消,我丝毫不怀疑他这是对绝对意志的忧虑。《蔷薇刑》新版本的出版是献给三岛由纪夫的安魂曲,在他38岁之际展示了他华丽的肉体和至高有力的身体。这就是三岛由纪夫完美的身体,从不承认肉体的衰退。

「David Bailey」

“对我来说,一张肖像就是要从对象那里获得某种东西,而这也是我认为我的照片别人无法模仿的原因。那实际上不是关于摄影的,而是关于在照片中的感情的。”
– 大卫·贝利 David Bailey (1938 – )

英国摄影家大卫·贝利(David Bailey),他的照片与他的人生一样,都有一种桀骜不驯的强硬与孤高作为底色,因此显得个性鲜明,风格强烈。贝利1960年代在英国摄影界亮相,以他那具有浓烈的青年亚文化色彩的照片震动了保守的摄影圈,引起了文化界的关注。贝利的摄影手法不拘成规,于任意挥洒之间成就了一种豪放与精彩。贝利拍摄的时装摄影以大胆的情色渲染和模特的个性表现令人难以忘怀,而他的人像摄影,则以别具一格的构图和精雕细刻,在强化了被摄对象的外形同时,也深入到对象的内心世界。

贝利于1938年出生于伦敦东区贫民区,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1956年他加入英国皇家空军,退役后从事摄影工作。1960年,他开始为英国《时尚》杂志工作,以其风格强烈的时尚摄影作品为世人所知,间或也拍摄人像摄影作品并马上得到认可。1971年,他在伦敦的国家肖像美术馆举办了展览。1984年,纽约国际摄影中心为他举办了大型回顾展;1999年,伦敦巴比康美术馆也为他举办了一个回顾展。贝利出版了一系列摄影画册,其中包括《美人照之盒》、《再见宝贝》、《再见与阿门》等。从1999年开始,他开始着手整理出版自己四十年来拍摄的照片,第一本书名为《大卫·贝利:档案1──1957-1969》。

  问:你能说说你的童年生活吗?
  答: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学校令人憎恶。我阅读有困难,我不能正确拼写。我知道答案,我也知道我要比教师聪明,但我就是无法写下我所知道的事。因此我被人认为是一个精神上有障碍的人。我教自己“看”词汇而不是“读”词汇。现在,我可以“看”所有的词,即使如此,我仍然无法把它们写下来。

  问:你是什么时候接触摄影的?
  答:我的童年生活不富裕,但也没有到食不果腹的地步。只不过我家里的厕所是在房间外面,在冬天,你常常不得不把冰敲掉。我的早年记忆之一是,我坐在那儿冻得发僵,透过在门上开出的三角形洞看外面的星星。大概是在10岁或11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摄影。我一直是个游手好闲的人,闲着就拿了我母亲的布郎尼照相机拍照片,然后躲在地下室里用菜盘子冲洗照片。因为当时还是小孩子,所以对鸟类学感兴趣,心里老是想着要拍摄鸟。我那时老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把它们拍得更大一些。那时我还不知道有一种叫长焦镜头的东西。
  不过在那时我可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摄影家。我想我那时是喜欢爵士音乐。我甚至卖掉了自己的自行车,为了买一个小号。我想要成为切特·贝克这样的音乐家。那时我开始看所有的由比尔·克莱克顿做的那些西海岸音乐家们的唱片封套,主要是切特·贝克的,因为他是我真正想要成为的人。
  在孩提时代,我还一直画画,这是我真正能做的一件事。那时也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插图画家,名叫大卫·斯顿·马丁,所有的诺曼·格兰特的唱片封套都是由他做的。然后,在1956年,他们让我去英国皇家空军服义务兵役,于是我去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我是军队艺术班的一员,我把我的小号借给了班长,而他却把它弄丢了。他是我们的头,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弄回来,也没有胆子让他赔偿。因此我就买了一个照相机玩。在新加坡,照相机便宜得出奇,因为那个地方免税。我买了个日本佳能仿莱卡的平视取景照相机。然后,我看到了法国摄影家卡蒂-布列松拍摄的那张印度女人远眺喜马拉雅山的照片。这一件事真正改变了我,使我完全摆脱了比尔·克莱克顿。在这之前,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冲胶卷,整天无所事事,但我看到了卡蒂-布列松的照片并因此意识到,摄影可以提供某种东西。正好在这之前不久,我也同时发现了毕加索,那好像变成了一种信仰。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问:从军队退役后你是怎么会进入摄影界的?
  答:我回到英国时,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喜欢摄影,并且认为那将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向那个方向发展。因为我来自伦敦东区这样的底层社会,所以没有任何比较高尚的社会关系。因此当时我就只能是闲荡。我曾经想过也许我可以到伦敦印刷与平面艺术学院深造一下,但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经历,因此我无法进入那里学习。在大卫·奥林的摄影棚我找到了第一个与摄影有关的工作,那是个跑跑腿的差事。然后,在过了大约三个月后,我又转到约翰·法兰奇那里去工作了。
  在约翰·法兰奇那里,他们用大卫·塞西尔牌闪光灯用品。它们看上去像拍摄电影用的卤素灯,因为它们是被有意识地用作闪光灯的。我想约翰是第一个这么用的人。他大多数时候用的都是8×10底片照相机,偶尔也用用罗莱克斯两镜头反光相机,虽然我们助手都劝他用哈苏120相机。我在约翰·法兰奇那里呆了11个月,然后到“影室5”去干了3个月,这是个由约翰·柯勒经营的摄影家群体。对我来说,法兰奇是一个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人。然后,英国《时尚》杂志给了我一个合同,我就去了他们那里工作。我开始在《时尚》杂志工作时,就用哈苏相机、罗莱克斯相机与各种35毫米小型相机。当电动卷片器这种新事物出现时,我毫不犹豫马上就采用了。当然,这还是要取决于工作性质。我不会用35毫米相机来拍摄肖像,我的肖像摄影更倾向于静态表现,但电动卷片器肯定给我带来了好机会。

  问:你在1960年代拍摄的人物肖像非常著名,从这些照片里,人们感受到了一个时代的激动。
  答:我拍摄的许多人物现在倒真已经成为1960年代的偶像了,这都是我为书做的东西。我为我的书《美人照之盒》、《再见宝贝》什么的拍摄了这些照片,它们不是应《时尚》或其他杂志的约稿而拍摄的,大多数是为我自己做的。那时我确实还默默无闻,但照片自己站了出来,像拿着香烟的迈克尔·凯因、塞西尔·比顿与纽莱耶夫,还有戴皮帽子的密克·贾格。当然了,那个时代的有些人被我错过了,我觉得很遗憾,比如,毕加索与导演奥逊·威尔斯。我曾经有机会拍毕加索的,法国《时尚》杂志曾经有好几次请我做,但因为某种原因最后没有做。回过头来看,我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很后悔没有拍摄毕加索的照片。现在我真心想做的一件事是拍摄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我确实认为他是现存的最后一个偶像。

  问:能说说你的拍摄方式吗?
  答:我在拍摄时往往会惹得模特们哭叫起来,因为我只拍摄一卷胶卷。我曾经问道:“你为什么哭?”她们会说“你很不喜欢我”。我说“你说的这不喜欢你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我们只拍摄了一卷,但我们已经拍好了。”有时我只拍摄两张;在1980年代的某段时候,我一直使用11×14英寸底片的大画幅照相机,这种照相机的景深非常小,而这正好是我喜欢它的原因,用这种照相机,我通常只拍两张,仅仅是两张反转片。我认为我在那个时期拍摄的最好的肖像之一是德国艺术家约瑟夫·波伊斯,但那也只拍摄了两张。根据不同题材,我的拍摄时间可以从五分钟到两三个小时不等,不过通常我在拍摄之前与对象谈话的时间要更多一些。有一次我拍摄电影明星奥列佛·斯通,他来了后对我说:“我只有五分钟时间,我听说你拍得跟阿维登(美国著名摄影家——编注)一样快。”我回答说:“是呀,我拍得是快,但可能我拍得没有他那么好。”他听了这话就笑了起来,在结束拍摄后,他在我这里还呆了半天。对我来说,一张肖像就是要从对象那里获得某种东西,而这也是我认为我的照片别人是无法模仿的原因。那实际上不是关于摄影的,而是关于在照片中的感情的。我不喜欢把摄影看成是摄影,我也不喜欢在电影中看摄影。当看故事或人时,令我感兴趣的不是构图。

  问:对你来说,时装摄影与人像摄影是一回事吗?
  答:对于我的成名,我想我的时装摄影与人像摄影起到了相同的作用。不管怎么样,我想,对我来说,也许仅仅是对我来说,时装摄影与人像摄影是两个非常相近的领域。我的时装摄影照片是“人”的照片,而不是“模特”的照片。这就是这些姑娘们成了个性突出的“人”而不只是漂亮的“模特”的原因所在。

  问:有什么东西对你的摄影产生过影响?
  答: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人都是一种影响。但如果说到对我的早期作品的影响,我想那肯定是电影。在我的孩提时代,我每周总要看六七次电影。我们通常吃午餐,总是吃果酱三明治。后来我喜欢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用光方式,那种使用正面光但却让背景变暗的布光方式。那是我开始从外围使用闪光灯的时候,那种启示绝对是来自电影而不是摄影。当然我的工作现在已经扩展到几个部分了,就电影来说,我做了有约500部商业电影,还有15部纪录影片。我也已经为第4频道做了有点戏剧性的电影,我刚刚完成了一部专题电影。
  我喜欢许多摄影家的作品,像法国摄影家拉蒂克、美国摄影家柯特兹、法国摄影家布拉塞、英国摄影家布兰特等。也许拉蒂克的摄影是唯一的纯粹原始——虽然英国摄影家比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我认为拉蒂克是最诚实的摄影家,他从来没有为了钱而拍摄照片。他只是为他自己拍照片,我认为这太吸引人了。

  问:你对摄影作品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答:对我来说,也许标准比较极端,我认为,照片只有好的照片与坏的照片之分。不管是主题性的报导摄影、时装摄影、人像摄影,还是风景摄影,都只存在好的照片与坏的照片这两种照片。而在这两者之间,则不存在任何东西。
  有些人把我的大部分作品称为“色情”。可我真的不知道“色情”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如此抽象的事物,也是一件如此个人化的事情。这其实是一个“趣味”的问题。不是“好趣味”,因为那太乏味了。当这个问题来到我面前时,我想我要决定的是,它对我来说是好的还是坏的。你必须为你自己作决定。

  问:你还没有考虑过退休的事吗?
  答:不。不。我的上帝。我想那种观念已经过时了。退休什么的是属于另一个世代的观念,不是我这一代人的观念。我想年龄已经改变了太多了。我是新老人的一部分,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老人完全像我们这样的。青年人还没有获得特别的优势,在我起步的时候,还有老时尚摄影师,而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我忙于巴比康美术馆的展览,我仍然拍摄肖像,也仍然拍摄纪录影片与商业影片,我有可能接下来会制作一部莎士比亚电影《麦克白》。
  除此之外,我的《档案系列》是一个一直在进行中的项目。《档案2》的时间跨度可能是从1970年到1977年。我在1970年代的照片数量要比1960年代的多得多。我想至少要有四个《档案》甚至可能是五个才能结束。只要《档案》长到足够我每天有事做。这可是秘密,你不要对人说。